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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尚君:劉文祥《扶墻集》序
      發布時間: 2019-10-10

      劉文祥兄將近年所作新舊詩結集為《扶墻集》,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囑我寫幾句話于卷首。我于詩雖為外道,但認識文祥兄,到今年恰為三十七年,聯系不多,彼此都存敬畏之心,繾惓之情,故不敢辭。

      文祥長我一歲,晚我二年進入復旦大學。我是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在1978年夏秋之間,以在校二年級學生的身分,被破格錄取為首屆碩士研究生。而文祥則于1979年秋為中文系本科所錄取。相隔四十年后回看那一段經歷,可以說我們都沾了改革開放初期不拘一格開放大學招生的光。同樣作為19671968屆的初中畢業生,文祥與我都沒有讀高中的經歷,原本應該隨人流務農或務工,一輩子與大學絕緣,然而歷史的“機遇之門”給了我們意外的人生改變,我們也形成了特別的關系。然而,在我們擠進大學一二年之后,那扇門又關上了。我曾自我反思,以我之學歷與學力,即便是高考恢復了也未必能考取本科,但有了前面一步鋪墊,考研究生似乎并不困難。我不知文祥當年是怎樣的經歷與心境,但他入大學那年是對歷屆生開放的最后一次機會。所以說,我們都是時代的幸運兒。


      我研究生畢業留校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擔任文祥所在年級輔導員,也正因為上述機緣,我與文祥結下師生之緣。說來慚愧,文祥所在班級有歷屆生有二十多人,年長于我者有三人,文祥最居長,且擔任班長,在同學中猶若大哥。雖在來大學前,我也曾任沿江農場的基層干部,但在大學任教還是第一次,對帶一個本科班級更全無經驗。最麻煩的是,我到班級時,他們已經三年級下學期,還有不到一年就面臨畢業分配。那時還處在社會轉型的初期,大學生畢業就業還全部由學校分配,各種矛盾都很復雜。我與全班同學還沒有全部認識,就必須面對如此復雜的局面,確實有些心力交瘁。我感受到的焦點問題,一是分配去向與同學期待的距離,二是班級同學中上海與外地同學、歷屆與應屆同學之間的認知,三是個別特殊問題的處理。在這期間,我得到文祥與班級許多同學的體恤與理解,使許多的復雜事情得以妥善解決。這樣,我的首段大學管理工作還算順利,雖然沒有獎勵,但系領導馬上安排我再帶1980級,也算是一種肯定。這段機緣雖已過去三十五年,我因此而與7911的同學建立了特殊的情感,他們后來多次團聚都邀我參加,從師生到朋友,彼此都有特別值得珍惜的記憶。


      文祥畢業后,到中國新聞社工作,后來還被派駐香港傳媒。逢年過節,偶會有明信片來問候。記得他曾與我談起這段經歷,并希望能在我到香港時安排接待。但我在那期間雖去過一二次,卻都來去匆匆,乖違了他的好意。后來我曾有三段在香港長期工作的機會,可惜他已結束在港工作。他后來先后在上海學林出版社與辭書出版社任職,也曾詢問我有無合適書稿,可惜也沒有機緣合作。


      倏忽之間,文祥與我都已是望七之人,文祥且先我休致,生活習慣與人生感受都有很大的變化。他是閑不住的人,不再為上班的瑣事而奔忙,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留給自己,所以能夠為自己安排豐富多彩的新的人生。就我所知,一是旅游,二是攝影,三是寫詩。收在本書中的詩歌,主體是他最近四五年間所寫,內容涉及日常生活的眾多方面,包括旅游所見,歲時記感,書畫記趣,人際述情,因事寄慨,涉時敘諧,包羅萬象,應有盡有。對這些詩歌的具體評價,我不想涉及,一因我本外行,二則我治古代,于當代寫作本就不通,三則文祥與我之特殊關系既如前述,高揚則近諛,批評更非作序之所宜。我只想告訴讀者,文祥在校期間,便對古代文學有濃厚興趣,如今他的一切詩作,都是出于個人之喜愛,有感而寫,且最初未必有出版的考慮,因而筆鋒所及,都有難得的真誠。他覺得就寫詩來說,自己還是一位初學者,因而以“扶墻”命集。但就我閱讀所及,則時時能感到他傾注的心血與真意。至少就我閱讀所引起的聯想,覺得有幾點可以特別說到。


      第一、寫詩是一項人人可以從事的高尚活動,從入門到成熟,只要有一定悟性,愿意投入精力琢磨,都可以有所成就。成就之高下,也因人而異,而若有心為此,則有兩大法寶,一曰取法乎上,二曰真情實感。何為取法乎上?是宜廣泛閱讀中外經典,體會名家詩法,從一般怡情,到爛熟于胸,從前人成句,變化為自己心聲,是應有一過程,但掌握并不困難。何為真情實感?即自己之真實感受。古人說詩言志或詩緣情,其實就是我手寫我感的文言說法。無論世界危機,季節輪換,人生悲喜,友朋情誼,能觸動五內、引發七情者,寫出來都可以成為好詩。


      第二、詩有古今中外之分,今人應何所取舍。這兩年恰好是新詩百年,有關討論很多,大約各述所見,很難有一致的看法。認為古詩好的,主張嚴守古人詩法,從押韻、對偶、粘對、句法、用典,都主張致敬古人。完全寫新詩的,則以歐美各家為取則,無論頹廢、張狂或咆哮,都極盡變化,氣象張揚。我覺得兩者都不錯,也看到各有許多的成就。但就我個人而言,仍認為詩歌之民族化,或者說學古人之精神,寫今人之心情,取古人之軀殼,裝今日之真感,仍不失為新詩發展的一條道路。當然可以有一些變化。比方押韻,從《廣韻》到平水詩韻,已經有些變化,今人或主張新詩分十八韻部,當然也是個辦法。至于平仄、對偶、句法,在古人并非一成不變,現在取徑似乎也可以更寬泛一些。文祥的許多詩,都具這些特點,可以理解。


      第三、今人寫詩,喜出大言,喜發宏論,私意很不贊同。如唐人寫詩,何曾如此?即便李杜之喜以“百年”“萬里”一類大辭入詩,而其精神貫注,無不為與一己進退與家國安危有關之表露。秦漢已有大言詩,也多就細節展開。近代以來動輒以放眼世界、倡言變革之大言,溯其淵源,我更愿以宋元間以托言神仙呂洞賓一路的仙詩為濫觴。文祥善于從日常細節中發現詩意,在細節描述中揭出感受,這是很好的嘗試。


      略述所知,不敢妄托知音,謹此請教于文祥與讀者。

      陳尚君

      2018114日于滬寓

      (劉文祥《扶墻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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