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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尚君:徐海容《唐代碑志文研究》序
      發布時間: 2019-10-10

      唐代碑志文研究,最近十五年成為海內外唐代文史研究的熱點,每年發表的論著數以百計,非??上?。無論從政治史、社會史、生活史、家庭史、軍事史、民族史、文學史來說,都看到許多重大突破。我對此抱有濃厚的興趣,不僅自己參與討論,多作個案,對所有各方面的研究成績,新發現的文本,也都購置和閱讀,對因新見碑志記錄而解決的歷史懸案,更感到興味無窮。我相信,隨著新石刻的刊布,新課題的展開,這一熱潮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我更希望,隨著個案研究積累之豐富,應該有人出來作各方面專題的通論性的總結,從大端方面梳理源流,揭示變化,提供從文章作法、工藝制作、社會應用、形制流變等方面的系統總結,以便展示成就,歸納得失。這些工作,因為涉及面太廣,專業性又很強,要做好非大手筆不辦。若投入力量而氣力不足,雖可能留下一些初學者的青澀和游移,但能開始做就堪稱難得,草萊初拓,可以留待今后繼續夯實提升。


      中國與印度是相鄰的兩個大國,但在歷史記錄與文學想象方面,似乎有天壤之別。中國人從上古開始,就有計時敘事的傳統,在世為政行德的一切行為,都會考慮如何讓后人了解宗仰。三不朽觀念的形成,史學上的實錄精神和揚善抑惡傳統,加劇了這些記錄。印度人似乎全無時間與存史的習慣,但他們享受人生,馳騁想象,也非中國人所及。玄奘到天竺取經,在中國已經中世了,但《大唐西域記》對印度的記錄仍具不朽意義。印度傳來釋典對虛無世界的想象,也曾讓中國人大吃一驚。在此不談中印文化的差別,要說的是上述三不朽觀念和實錄傳統,加上漢魏以來儒學占據思想界主導地位后,禮法社會和孝道節行的提倡,使喪葬禮儀成為社會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喪挽文學也成為中古文學的重要內容。從《文選》到《文苑英華》的分體選文,其中喪挽文學幾乎占據三分之一左右。如果父母死在異鄉,生為人子一生最大的責任,似乎就是讓其靈柩遷歸故土,體面落葬,個人的一切得失都可以在所不計。風習如此,社會付出多少代價,真無法統計。理解于此,可以理解為何中古有那么多的詩文,始終無法排遣生死之間的思考與困惑,也可以理解中國文學在這樣的氛圍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取得壯盛的成就。


      奢葬風氣對社會的傷害,早就有人看到了。南朝禁止埋銘,今人當然可以抱怨因此而治南史無從獲得批量的新文獻,但在當時,確有糾風用重藥的效應。南北一統,隋、唐兩朝將北魏以來書石埋銘的習俗發揚光大。隋代雖立國不長,但至今所見隋墓志已逾千方。唐代更甚?!度莆摹非Ь?,收文20025篇,成書后至今恰200年,可補文章已經超過兩萬,其中過半數是墓志。最近三四十年更是風起云涌,絡繹不絕,我長期跟蹤,仍有目不暇接的感受。


      唐代碑志的大量出土,其個案研究今人做得太多,其一般研究意義應該不難理解。從中古文學史意義上,我覺得應該對一些重大問題進行有意義的探討。有些話題前人談得很多,其實并沒有什么具體的意義。比如諛墓,有劉叉對韓愈之批評,但那是好朋友之間的調侃,當不得真的。碑志文章一般來說都是受委托而作,是按照喪家提供之行狀所作之一生行事的敘述文字。就如同今之殯儀館,親朋好友聚集為死者送行,一般都只是頌德,絕不會有人不識相到硬要說他以前做過什么壞事,若有那叫砸場。你有話可以在別的場合說,追悼會不合適。臺灣說往生者為大,也是同樣意思。今人如此,我們何必苛求古人呢。


      其次是碑志文中作者的書寫空間與褒貶立場。從北魏遷洛到唐初中宗前大約二百年,碑志署作者名者數量很少,個別有極著名作者之署名。但從開、天以后,風氣大變,署名文章多達十之七八,既表示作者對文章的負責,也有喪家希望借重作者名望,死者事跡可以得到世人足夠的信任。宋人曾鞏請求歐陽修為亡父撰碑,即稱贊歐陽修“蓄道德而能文章”,作者之道德文章,是他所撰文章為世所重的前提條件。在喪家與作者之間,還有一層關系,即誰是最后的定稿者。傳世與新出碑志中,已經有許多案例,揭示集本與石本的差異。一些論者都認為集本流傳千年,歷經傳刻,錯誤很多,應以石本為正。對此我不太贊同。喪家提供行狀請作者撰文,因葬期未定,或部分事實未明,作者撰文中有許多留白,讓喪家最后填改,而作者后來無論自編或子孫門人代編,所據多應為作者之存稿。兩者之間的差異,特別是涉及評價文字的差異,可據以分析在碑志制作過程中委托方與受委方認識的區別。歐陽修一生撰碑志無數,但為范仲淹與尹洙所撰碑志,則與兩家發生公開的沖突,前者因寫到范與政敵的和解,子孫否定,后者則埋怨對尹氏古文僅評價為“簡古”,有失家人的期待,最后不歡而散。我相信,唐代類似的例子也會有很多,只是留下記錄太少而已。


      碑志是介于文史之間的作品,對其成就或高下的評價,僅就任何一方來加以評說可能都有欠缺,必須將兩方面的因素結合起來,甚至將志主一生事功與特定的歷史時期結合起來,再考慮作者之立場及其與死者的親疏關系,方能有合適的認識。如魏征為李密所撰墓志,存世文獻所載與洛陽出土墓志差別很大,已有研究顯示這與初唐二十年政治形勢變化與魏征本人地位上升有關系。韓愈為許多達官寫了碑志,對死者之評價與史家所載有很大不同,如董晉、韓弘之碑狀都如此。其實韓曾為董晉幕掾,與韓弘都曾參與裴度之評定淮西,所載有親歷,也有家人所告,當然揚善飾惡也都有的,不必批評過甚。其實,唐人所稱大手筆,主要是兩種文章,一為王言,二為碑志。王言是為皇帝起草的文告,從人事任命到政策調整,要說清事由,明確是非,出以皇命,傳遍國中,且常事出突然,成不逾時,寫好確為不易。碑志也有類似情況,特別是地位崇高、評價有歧義之人物,既要寫他的為人為政,立功齊家,還要顧及時忌,知道輕重緩急。我曾反復校補昭陵諸碑志,對初唐諸名家在涉及死者早年之曲折經歷,在高祖、太宗時期劇烈政爭中對各人事功之穩妥記錄與揄揚,真感非大手筆不辦,也深感此類文章,今人要完全理解古人之不易,要作出評騭,就更難,至少我是一直視為畏途的。


      存世各名家碑志,依憑各家文集以及《文苑英華》《唐文粹》一類大型總集,保留下較多作品,這些作品當然也足代表那個時代的最高成就。從清季以來,由于大型工程、科學考古以及民間盜掘等途徑,出土碑志數量極其巨大。如何看待這一批新見文獻之價值,特別是從文學發展的立場上,如何來評價此批文本之意義,是唐代碑志研究的重大課題。我以為重點可以從以下諸端來展開研究。其一,唐人文體錯綜復雜,存留下來的文本都經過精英化的選擇,雖然可以用優勝劣汰來加以解釋,但很少有某一體的文章,沒有經過選擇,當年在全社會展開,由社會各種人等參與,各地域、各社會階層的作品以原生態的面貌展示在我們面前,墓志可以說具有這一特點。我曾有過一不太精確的推測,唐代曾撰寫埋銘的墓志,已經出土者之數量,大約已經達到全部總數的百分之十二到十五左右。今后還會有一些增加,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了。其二,碑志的學術文化研究價值,將永遠大于其本身的文學價值。碑志是一個人具體生命的記錄,時風所趨,似乎無論男女老幼,無分尊卑,無論事功有無,唐人似乎都覺得有必要將這段生命歷程記錄下來,以備陵谷之變。也就是說,當年埋銘的目的就是希望讓后人能有所了解。由于正史或四部羣書畢竟只能記錄顯要人物的經歷,許多記載也不免經過反復改寫或傳刻而出現偏頗,其價值反不如當時記錄之碑志來得可靠。同時,碑志是如此豐富而詳盡地記錄了那么多社會的不同人等,幾乎是立體式地展開了唐代社會生活的萬花筒,學者只要善于讀書,善于從以頌贊為主的文本中,剝離表面的虛飾外衣,將出土文本與存世文獻比較閱讀,一定會發現寶山巍峨,無盡藏有待開發。其三,唐代之文風變化,即便名家敘述,也僅能見其大略。碑志是有絕對年代的文字,今人編錄碑志也多循年編次,閱讀感受較清楚。比如駢散變化,比如散行古文之普及與社會應用,都可以得到證明。


      徐海容博士之本著,對以上各端都有很好的論列,略加閱讀,深感他學養良好,論述平實,文風溫厚,新見迭出。就本課題來說,已經盡了自己的責任。在這里,請原諒我沒有用取得重大突破一類字眼,因為對一位醉心學術的年輕人來說,他今后的學術道路還很漫長,會不斷地摸索前行,突破自己,開拓新的成就。這本曾是學位論文的新著中,我看到作者的心氣和努力,也看到一些局促,即站在文學的立場展開論述,對史學的成就關注不夠;對存世文獻用力發掘,新見碑志還未能全面掌握;關注唐代碑志的來龍去脈和各名家之成就,個案之深度開掘還可以展開。我在這里看到一位優秀學者的起步,更希望作者有更進一步之前行。我自己帶研究生的感受是,選題不要太小,希望一篇學位論文是一生學術大規劃中起步的第一階段,今后可以有更大的開拓空間。這是我寄望于海容博士的。



      與海容博士不熟。開會見過,印象不深。因友人介紹,囑我為序,公私多事,拖延許久。但海容博士沒有催促,多次告我不急,讓我感到了他的好脾氣,當然也讓我感到很慚愧。海容受教于南方,我不太有能力理解他的治學路數,只能談一些粗淺的體會,請海容博士與讀者諒察。


      且此為序。

      陳尚君201833

      (徐海容《唐代碑志文研究》,中華書局2018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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